枇杷树
20160821
枇杷树
归有光《项脊轩志》以枇杷树作结。当时高一，语文老师教到这篇文章，布置了一篇“辐辏式”的随笔，我写了外公家的枇杷树。
现在重新提起，我发现这个概念背后的实体在我记忆里早已十分的模糊了。外公家统共有好几棵枇杷树，其实印象最深的一棵老早就已经不在了。当年外公家还是一层楼的小平房的时候，东厢房里有口天井，正中心一株枝根盘错的老枇杷树。一年四季的叶子长什么样，或甚是枝头缀满果实的时候外婆怎么爬上去采，我都不记得了。也可能当年从来没有注意过，每每到外公家，就霸着那条宽得可以整个人躺在上面的春凳自顾自玩。但是却依稀还记得从那扇木框的窗户里看到的黑色的泥土和裸露在外面的黑色的树根。
记忆总有时让人难以招架，或者哭笑不得。如今十多年过去，外公家两层半的砖瓦房，墙壁也开始泛黄了。当年外婆在田里突然发病，送到医院的时候，房子已经造好了一半。眼见着好好坏坏，以为要一直这样子过下去了，却在新房子竣工将要搬进去的时节又是一阵鸡鸣狗跳。外婆终于没有熬到住进新房。新房里原来的东厢成了厨房，也没有了天井，原先那株老得很粗壮的枇杷树不知道移到哪里去了，剩下两株细瘦的还留在院子里。我现在想到外婆，首先想到她住在舅舅家楼下仓库改成的屋子里时，每天傍晚在门口窜来窜去的一只棕色的蝴蝶犬。大人在屋子里给外婆做复健，我在外面看狗，一边嗑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话梅味西瓜子，把壳吐在屋边的草地里。
外婆在舅舅家修养是因为离医院近，走走大概也就十来分钟。当年还是摩托车飞驰在大街小巷的岁月，巷子窄得救护车都开不进去。外婆每天由外公扶着在从屋里走到屋外走十几分钟，然后躺在床上戴一台嗡嗡振的仪器。那台仪器到底是干什么的，小时候不懂，后来也没有深究，只记得在外婆的两边额角磨出两层茧。我一次听大人们开玩笑，说像两只角，于是后来每当想起外婆，就想起这“两只角”。
现在想来，我终归不是个孝顺的后辈。外婆的音容笑貌现在想来只觉得陌生，外公家堆着杂物的那间房里显眼位置摆的几张旧时的生活照，我看其中的外婆也觉得疏远。我有关外婆的回忆里都是细碎的片段，定格在她无声的动作里，焦点对在她人之外的任何地方。比如当年吃了不少的八宝鲫鱼，有一帧是她站在井边的台板后面，把肚腹里塞好肉的鲫鱼递转来。那是还健康清醒的外婆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但是最不敬的是我在外婆的骨灰放在安息堂之后的几个月，写了一篇语文作文，讲外婆与其这样痛苦地活着，也许更愿意离开人世。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寒毛林立，原来我的无情竟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了么。彼时我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生活在父母身边，只是成天地在想着怎样变得与众不同。令我无端厌恶的当时的语文老师同样令我捉摸不透，也许在这件事上是她慈悲地没有告诉家长，否则我难以想象我妈妈会是多么伤心。
但是到现在，这所有的一切也都已经算是尘埃落定了。每个人都默契地三缄其口，只有在特殊的日子才提起，似乎解开了一道魔咒。四年前表姐家的小外甥出生，又是一番鸡飞狗跳。能担起责任的人总是在往自己身上揽责任；活着的人永远要朝前看。生命如此传递着，新的故事从来不会停止开始。
今年算是多事之秋。期中的时候在网上蓦然发现一封三年前的生诀书，虽然主角不过是一个从未见面的网友。但是他和我几乎同年，于是心头一阵惊颤。然后是奶奶生病住院，所幸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重症，而是多年的痼疾，调养了个把月没什么大碍，就出院了。接着又由妈妈转告了大姨生病的消息，是很严重要做化疗的病。传来的照片里，她坐在躺椅里带着老花镜看书，和我以前见到的判若两人。
那时世界文学史的老师在讲台上讲存在主义，萨特和加缪，讲《局外人》；古代文学史的老师讲到汉末魏晋，讲嵇康和阮籍。周六和师长徒步从蜿蜒的山间小路登顶，一路上听李师与张师此起彼伏的长啸。生命本身即是大完满，肉体与精神，存在与不存在，冷暖自知，何必非要证明些什么。陈师说，他从来不去体检。有什么必要呢，药治不死病。
于是释然。我从初涉文学而知晓那些试图或者成功自杀的人，到曾有自杀的念头，再到安然顺命，不怨不尤。然而毕竟还未经历过真正的风雨，肩膀上也还没有担上什么重量，也许不过就是大将军口里不识愁滋味却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人。现代人晚熟，在社会搭建的避风港里待得太久了，风刮不到，雨吹不折。
但是外公家的那两棵餐风宿雨的枇杷树又枯了一棵。今年回家已经过了枇杷成熟的季节，经妈妈一说，才突然醒觉今年还未尝到那带着酸涩的枇杷。外公年常在结果的季节用塑料袋把枇杷套起来，否则总是被鸟啄得坑坑洼洼。其实是在和麻雀抢食吃，我暗想，但年年的惯例，今年没吃到，总归是一场遗憾。
还剩一棵枇杷树站在院子里，深绿的干硬的叶，在炙热的夏天里泛着枯焦的颜色。不晓得它还能站多久。一栋房子，几棵树，生命来了又去。